歷史的年輪在新舊更替中走向輝煌，而新舊交替的實現(xiàn)需要思想家，更需要教育家的智慧。優(yōu)秀的校長文化所確立的育人取向文化，不僅是一種凝聚力，也是一種理念的濃縮與升華。蔡元培先生所倡導的校長文化是一座歷吏的豐碑，對中國社會的發(fā)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北京大學最早是清政府的一個教育機構——國子監(jiān)，后改名京師大學堂。這是中國當時最早，也是唯一的一所國立大學。第一任校長是嚴復，他曾憑其深刻的思想提出“兼收并包，廣源達才，思想自由”的育人取向。第二任、第三任校長分別是何/l時、胡仁源。由于胡仁源難以勝任這種文化傳播、人才培養(yǎng)的重任，范源濂向總統(tǒng)黎元洪舉薦蔡元培獲準后，電告在法國留學的蔡元培：“北京大學尤賴大賢主宰，師表群倫，海內人士，咸深敬仰，特專電敦  京師大學堂成立于1898年，到蔡元培出任校長時已成立了十八年，蔡校長從1916年主政至1930年離去，共計十四年。蔡元培主政北大期間，國內外眾多學者稱北京大學為“蔡元培文化時代”或“蔡元培時代”。這個時期也是北京大學學校文化的成熟期，更是校長文化策應學校育人取向文化覺醒奮起時期，文化的覺醒使中國苦悶、沒有出路的知識分子找到了新生，獲得了新武器，在新文學、新思想、新文化的學校文化氛圍中，迎來了轟轟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運動。而蔡先生的學校育人取向文化不僅改造了北京大學，也為“五四”運動奠定了思想和人才的基礎，毫不夸張地說，共產黨的多位領袖人物都是出自北大，中國共產黨重要的理論奠基人李大釗為當時的圖書館館長，中國共產黨第一任總書記陳獨秀為當時的中文系主任，開國元勛毛澤東主席為當時的圖書館員，至于魯迅、胡適、劉半農等，校園文化建設亦是得益于北大的學校文化和蔡元培校長文化的熏陶。
  綜歸其上，正是蔡校長的校長文化和育人取向文化成就了北大和北大今天的風格。同時校長文化、育人取向文化也正是為完成學校文化的育人宗旨，而融匯于人才培養(yǎng)定位中，彰顯了一種“愛國創(chuàng)新”的教育精神和“兼容并包，想自由”的學術風格。
  蘩元培主政的北大，其教育方針，蘊涵著特色鮮明的育人取向文化——即囊括大典、網羅人才、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多年來，北大沒有校訓，京師大學堂的創(chuàng)辦者孫家鼐提出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校訓顯然已不合時宜，而實質的校訓，已被十六字教育方針所代替。
  談到此，有必要探討一下什么是一個學校的教育宗旨，什么是一個學校的教育主導。教育宗旨即學校文化的總目標及終極目的，教育主導則是一種達到目的的方式方法。教育的目的要反映時代特色，適應政體變革后的經濟、思想和文化的全面更新，完成時代賦予的人才培養(yǎng)的迫切要求。這是一個方向性的根本問題，涉及人才成長的規(guī)格以及人才成長的思想。教育的屬性在于培養(yǎng)人，有什么育人取向文化就培養(yǎng)什么樣的人，接受什么教育當然形成什么能力。育人取向文化則是為實現(xiàn)其總目的和方向所做出的一種教育政策，其中包括教育的指導思想，人才培養(yǎng)的規(guī)格，實現(xiàn)宗旨的途徑。育人取向文化的深刻、成熟與否，涉及人才成長的方向，也是學校制勝教育市場的基本定位。因此，歷代的教育家都把學校育人取向文化（也可以看作是學校的特色）看得很重。育人取向文化往往由學校掌門人反復推敲，全校師生共同認可，形成方向。育人取向文化有時也可用校訓表達出來，并加以時代的解讀，形成共識。但無論是育人取向文化或校訓，都是為某一個時期的人才培養(yǎng)服務的，校訓是獨有的，校訓不是口號，口號是雷同的，校訓應是育人取向文化的表征。
    北大之所以成為北大，是同蔡元培育人取向文化“囊括大典”的組織路線和“思想自由”的學術品格的確立分不開的，這也是校長文化的“魂”和內涵發(fā)展的核心。正是這一指導思想造就了一個敢為人先、龍騰虎躍、人才輩出的新北大。北大不僅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中心、“五四”運動的搖籃，而且成為中國共產黨的發(fā)祥地。“囊括大典”是說人才匯聚的重要，“思想自由”則把教育事業(yè)同當時圖強革命聯(lián)在…起，并且兼容并包了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等一大批革命家的思想。蔡先生曾說：  “戊戌變法之所以失敗，是由于沒先培養(yǎng)革新人才，以少數(shù)人代替政權。”因此，蔡先生育人取向文化先行把人才培養(yǎng)放第一位，人才培養(yǎng)上的思想自由，不只孕育了共產主義學說，同時促成了中國的第一個近代科學研究院、第一個心理學研究所。無論是倡導十性自由，還是信仰自由，都以學術為核心，甚至還可把梳長辮的辜鴻銘、復辟帝制的劉師培同時請進北大。大家在自由的尺度下尊重科學、尊重事實，在兼容并包的方針下不計資歷，唯才是舉，選賢任能，兼收并用。在囊括大典、網羅眾生實踐中，各學派、各學科、各種思潮集于一堂，以增強學生的識別和抗辯能力。例如，胡適和梁漱溟對孔子看法不同，可各開一課；陳獨秀和辜鴻銘政見不一，可各擂一臺、各辦一活動研究會。《新青年》、《每周評論*、  《新潮*等反映馬克思主義學說的?？窃谶@種環(huán)境中創(chuàng)辦起來的。甚至像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當時還沒正式出版，但油印本已傳至北京大學并廣為傳播。從某種意義上講，  “五四”運動的起源也應與1917年蔡先生育人取向文化確立有著密切聯(lián)系。